從《神鬼認證:最後通牒》聊起
黃以曦 2007/9/5《神鬼認證》系列的劇情大致是說,有一個叫傑森包恩的人,在一次事故後,受到腦傷,什麼都不記得了,只有一些模糊的記憶片段,他擁有非凡的身手、精通多國語言、可變換身份出入世界各國,他發現一些文件,他發現自己本來是個殺手,殺了許多人…。傑森包恩是美國政府一項特別計畫的實驗者,他們將一個人洗腦、訓練,改造成完美的殺人機器,從事世界各地的恐怖行動。但傑森包恩在一次任務中失敗,受了傷,而這個嚴重的腦傷卻反而將他進入此計畫之前殘留的記憶碎片給帶回來。他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誰。但當局害怕這個秘密計畫因此曝光,上天下海地追殺他。傑森包恩一度有個女友,但當局將他女友、任何幫助他、可能讓他還原回憶的人,都給殺了。
第三集,也是最後一集,即傑森包恩再度剩下自己一個人,他發現有人似乎可以給他真相,他重燃起一絲希望,但同一時刻,美國中情局也追到了,傑森包恩上天下海地追著線索,當局也鋪天蓋地地遣用全球情報資源,且派出殺手。傑森包恩只是要知道,「我是誰」、「我從哪裡來」,但這個秘密,不僅要威脅到一大群人,更威脅到他的生命。
整部片,大概就是這些扼住咽喉的、極其逼迫與張致的,尾隨、反制、鬥智…。
當英國衛報記者談及他的秘密線人,他對傑森包恩說,「他知道你是誰!」,這個關鍵句正式接續/開啟了緊接下來的追緝與短兵相接。這部電影,或說這三部電影,或者可以最單純地看為,關於「失落的真實自我」的旅程與戰爭。
把電影簡化至此,卻一點都沒有損及觀影的樂趣,或者應該說,正是標準大製作諜報電影極其漂亮的拿捏與調度、高潮綴著高潮、聰明且精密的框架與細節寫作…,帶來了高度的渲染力。保羅葛瑞對「運動」或「人類狀態」,一直是以一種近乎虐待狂的態度去追究、迫問、逼視的,不再只是偷窺狂所滿足的懸疑,跟著他的攝影機,我們栽進了那個找尋自己是誰的困境。
「尾隨」幾乎是當然的電影視點,但「尾隨著要找到自己」卻不管作為電影、文學或哲學母題,都是耐人尋味的。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誰,我該怎麼使力,怎麼選邊呢?我能夠作為誰、往哪個方向、信仰什麼、向哪裡走呢?當自我的探測通常是虛無、內在的,在《神鬼認證》裡,卻套進了諜報片主客體清晰、強悍的結構。
坐在電影院裡,面對著這樣一部電影,是很古怪又珍貴的經驗,我們被捲入銀幕上的追緝旅程,但當抽離地意識到我們每一個人作為自己,要理解、做出定義、勾勒人我關係、界定往後夢想或行動,要決定愛誰與恨誰,要讓混亂的記憶成為一個井然有條的「故事」去回憶、汲取意義,在上頭搭蓋生存的基礎,繼續活下去…,正是如同電影正上演的那般危厄。現實並不會靜止地等你追尋完成才開始啟動,它會一直轉著,你只能退出現實(出家、退隱、自殺…),否則就必須以某一個完整的個體去與它應對。
當銀幕上的劇情轉動如此精密而快速,傑森包恩「是誰」,暫時都是被中情局這邊的追殺給界定的,中情局內部不容許出現不同的聲音,我們只能把人徹底物化,才能專注而有效地「對待」他;當中情局的思考越是單向度,越是可以猛烈、直接,邏輯性越強,而在這個反邊,一個傑森包恩的「我是誰」就浮現了。
也就是說,電影是以兩個質異的結構去鑲嵌的,一是傑森包恩的自我追尋,但這是一種沈思、緩慢、渾沌、摸索、片段回憶與嘗試兜成一個理路的個人旅程,這是整個故事最外圍的概念;但劇情的內容,則是中情局與傑森包恩的鬥智、戰爭,中情局強制地界定出傑森包恩的身份、意念、意圖,也就是一個「他是誰」的名義,逼到極限,讓傑森包恩在窄仄處境下去防禦、反擊。
電影成為一場施法,我們在裡面被催眠,無法看到魔法師,無法看到攝影機,無法看到所謂無數的細節與路線都成立在一個框架裡。當我們接受了傑森包恩的反擊,其實也就是暫時接受了中情局的設定,因為如果我們掛念的、同步的,是傑森包恩「找回自我」的初衷,他應該是得先退隱、藏匿,或者也正是電影開始時他只是想出發去找知道真相的人…,他得等到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才開始不管是追討或報復,而不是直接陷入激戰。
事實是,人的生存,就是這樣的鑲嵌,我們還不瞭解自己是誰,但卻又已經被指定有各種角色,要完成明確的任務。這兩者是悖反的,卻發生在同一段時間流底、發生在同一個身體上。意識到的人,就會陷入生存的荒謬,拉扯地感到痛苦,但多數人則把這樣的疑問懸擱,該作什麼,就作什麼,其他的以後再說吧。只是,一生很快就過去了,人在這一輩子裡甚至不曾瞭解自己,我們只是在現實的機器裡,善盡職責,這並不可悲,不過是自然的法則,可悲的其實是那些突然有一天醒來,開始急著找尋自己的人。
在電影裡,中情局的頭頭並不是壞人,這也是我極喜愛電影的一個部分,他們只是在上班而已,每個人都得上班,上班養家,要付房貸、車貸、家裡吃飯要錢、小孩的教育費、父母的醫藥費…,沒有人對誰有惡意,我們這一輩子都只是在為所愛的人負起責任罷了,所以我們出門賺錢,不問太多。
我從不相信能有一種集體的極大的惡,如生物的突變,個體或者會有難得的善、惡、天才,但集體則不可能。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的滅種屠殺、南京大屠殺…,是一個文明底的謎,但德國人對猶太人所做的事,則一點都不「反常」,他們只是在一個大機構裡,各自處理一件小事,分內的小事,整理文件、送公文、日間或夜間值班、啟動一些扭掣(啟動煤氣室?),而不是一個身體、一個身體地殺砍過去。只要你給一個人他可以接受這份工作的說法,他就會把工作做好、領薪水,就這樣。而整個機構便行使了一個強大的行動。這是「人」作的嗎,是的,但也不是,因為那個結果遠遠超過了人的尺度。
電影末尾,當傑森包恩衝到研究大樓,逼問當初主事的高層主管,應該還他公道,主管說,你忘了,但是一切是你的選擇,是你決定的,我們並沒有逼你。
這是最精彩、最令人窒息的,好個「你自己的選擇」。電影溯回了當初的場景,出於愛國的鼓動、出於對謀殺恐怖行動的合理化、出於激將法,那個年輕單純的大衛威伯,克服了略微的猶豫,接受了這個身份。
還記得《東邪西毒》中歐陽峰與洪七的對話嗎?
歐陽峰:
知不知道為什麼我請你吃飯?
洪七 :
不知道
歐陽峰:
因為我知道你肚子餓。其實我留意你很久啦,我看見你蹲在那座破牆下,半天也沒動過,看你又不像是生病。你這種年青人我見的多,懂一點武功就以為可以橫行天下,其實走江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會武功,有很多東西不能做。你不想耕田吧?又不恥去打劫,更不想拋頭露面在街頭賣藝,你怎麼生活?武功高強也得吃飯的。有一種職業很適合你,既可以幫你賺點銀兩,又可以行俠仗義,你有興趣嗎?你呀,考慮一下,不過要快一點,你知道,肚子很快會餓的。
是我們的選擇、我們的「自由意志」,是我們接受了這份工作,是我們決定把自己裝在某一個身份裡。因為我們被說服了,因為我們相信。或許,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想這是暫時的、想也許以後會更清楚一點再作別的決定…,但那個小小的「選擇」,逐漸在歲月裡長成了一個世界,牽動到更多更多,所有的資本都已經丟進去了,還能回頭嗎?還記得初衷嗎?
我們無法看到未來,當我們作了一個選擇,就是連上某個未來,而我們以為我們對那個連結想得夠透徹,但卻並非如此。如果我們在過程中沒有持續以抽離、冷靜、單純的思索與追問做出嚴格的反省,終究會成為另一個人,是年輕而熱情的我們自己所感到陌生或憎惡的。但我們怎麼能怪任何人呢,那是我們的選擇,是我們自己不退出的。你可以有任何理由,但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只要說服得了自己就好;重點是,你是否誠實,而如果你不誠實,你最後能不能瞞過自己?成為作為一個零件並沒有「錯」,如果有錯都是機器造成的,但你就在這個機器裡,你可以說,我不作別人也會作,但是現在是你作的,你就得負責,如此而已。
傑森包恩在公路連環追戰時,手下留情地放過了一名殺手,最後在研究大樓,他們再次狹路相逢,殺手必須完成他的指派,他再度將槍瞄準了傑森包恩,並問他,你為什麼當時不殺我(你如果殺了我,也許現在就不會落入這種窘境了),傑森包恩回頭,看著他,簡短地回答說,你該問你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你正要毀掉一個人,你為了誰作這件事呢,你是出自於自己的意願嗎,或者你只是要完成一項工作?你為了完成工作違背自己嗎?如果是的話,值得嗎?這是你要的嗎?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再也沒什麼比這個更殘酷,因為我們無法欺騙自己。當《無間道》用一句「能作好人,誰會作壞人」漂亮地詮釋,但是深層意涵很簡單地正是,是的,我們是不情願的、是被逼的、是為了理想或名利或作一個好丈夫好下屬的…,但我們作了,那件事就是我們作的,如果那不是我們自己的核心,我們正是那個背叛自己的人。
於是,我們只能讓自己慢慢地成為一個沒有核心、沒有靈魂的人。
傑森包恩被逼到死角,他縱身跳下,栽進河裡。這是一個「非如此不可」的結局,當自我追尋與現實定位的衝突,已經因為自我的醒來,拉成最大張力,再也沒有麻木或自我欺騙,你要不就否認「自己」地留在現實底,要不就退出現實。
退出現實,重新再來;跳入水裡,或者死了,或者被以為死了、消失了地,在另一個地方全新再來。這一次,你會比上次,更謹慎一點。
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一種極限概念,人在極限處,重新作為他自己,極限是死亡、疼痛、性高潮,在那裡你無法再曖昧鬆垮地模糊焦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黑或白的,如同我們確實出生了,確實以自己作為自己、以自己對自己和世界負責。沒有灰色。在極限點上沒有灰色。
過了極限點,要不就是結束,要不就再度進入必然灰色的現實世界。如果還活著,這次,我們會篤定一點,甘心一點,認真一點。更像自己一點。
這一次,當有人說,「他知道你是誰!」,不會再誘惑你,令你瘋狂、戰慄,因為你知道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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